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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让中国不再惧怕饥饿

2019-11-11 15:39:05   

从新中国成立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创造了70年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奇迹背后,中国经历了无数的波折,付出了血与泪的代价。当然,它也贡献了惊人的智慧和勇气。在新书《奋进时代: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我们选择了几十位在新中国70年复兴之路上值得纪念的人来回顾中国人民70年的奋斗历程。

本文发表在2019年第39期《三联生活周刊》上,原标题为“袁隆平:改变中国的种子”。严禁未经许可转载,侵权行为必须受到起诉。

温/黄子怡

袁隆平播下了变革的种子,使中国不再面临饥饿的威胁。这些希望的种子也被视为中国国力的象征,走向现代化并传播到世界。

熟悉袁隆平的人知道一件事。那是1981年,杂交水稻在中国大规模应用后不久。西方石油种子公司负责人威尔基来到这里与中国签署杂交水稻技术转让协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专利技术的首次对外转让。中国对此非常重视,并派出了以袁隆平为首的三位专家到美国教授技术。

三人在洛杉矶着陆,韦尔奇在机场迎接他们。袁隆平是第一个见到他的人。那智·韦尔奇只是轻轻地握了握他的手。然后,他热情地拥抱了另一位紧紧跟随袁隆平的同事。他拥抱并紧绷着脸说:“亲爱的袁先生,见到像你这样的科学家真的是我的荣幸。”

显然,韦尔奇认错人了——袁隆平长得很丑,相比之下,一个戴眼镜、有书卷气的同事是美国人心目中的首席专家。三个中国人对此笑了笑,韦尔奇也深表歉意。袁隆平没有生气,当场嘲笑自己:“没关系。我一年到头都在野外。我有一个绰号叫“刚果布”,意思是非洲黑人。你觉得我长得像吗?”

这是一张中国人非常熟悉的脸:又黑又瘦,颧骨高,皱纹多,还有棕色斑点,这似乎是风和霜雕刻的多年辛勤工作的标志。他说的普通话带有四川和湖南口音,他的眼睛随时都在微笑。从远处看,他就像他家乡和田野里的一个善良农民的叔叔。

美国公司非常重视合作,派出一个团队拍摄这部电影,记录了袁隆平坐在湖南的办公桌前写作、弯腰在稻田里工作的场景。今天,这也是袁隆平的常态。他对这片土地有着近乎偏执的爱。尽管他快90岁了,身体也不如以前健康了,但他已经大大减少了旅行。为此,湖南农业科学院在他家旁边安排了一块试验田,他可以透过窗户看到。

“我哪儿也去不了。我看得出他有点迷路了。”9月袁隆平生日前夕,他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一名下属表示,只要有机会,袁隆平仍会亲自去稻田参观。这是他对该中心所有研究人员的要求。许多研究人员每天早上第一次上班时都会接到他的电话,指出他们负责的一些领域的问题。

这位躲在湖南田野里的普通老人近年来偶尔成为互联网上的热门话题。9月7日,袁隆平的生日,他穿了一件格子衬衫,在办公室迎接了十几个媒体,记录了他的梦想和给年轻人的信息。此前,他在各种国际会议上用英语向世界介绍了中国杂交水稻,赢得了网民的钦佩和情感。

与行业的出现和“搁浅”相比,这是袁隆平的书香门第。袁隆平的祖籍是江西。他的祖父是清末举人。他的父亲毕业于东南大学,在南京国民政府工作。他的母亲是一名教师。1930年9月7日,袁隆平在协和医院出生,林乔治为助产士。

袁隆平在共和国成立前的动荡年代长大。由于父亲的工作关系,这个家庭经常不得不去祖国的不同地方旅行,并以他们定居的城市命名他们的五个儿子。他出生在北平,名叫龙平。母亲辞掉工作,集中精力在家照顾孩子。她毕业于教会学校,英语成绩优异。她从小就教袁隆平著名的中外作品,并教他英语。在袁隆平的自我描述中,这是他英语水平领先于同龄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1939年5月,他们一家刚刚搬到重庆这个“城市的首都”,就经历了痛苦的“5月3日和5月4日爆炸”。日本军队两天的空袭造成数千人伤亡,近20万人流离失所。袁隆平随处可见他同胞的尸体。经过多年的“思考使他感到紧张”,他已经理解了各国间的“弱肉强食”原则。

即便如此,父母也从未放松他们的教育。每个新城市,首先要做的就是为孩子们找到学校。袁隆平年轻时坐立不安。在重庆,他爱上了游泳。当日本飞机撞上时,人们不得不躲在防空洞里。他认为这个洞穴令人窒息,于是转而去嘉陵江游泳。

他不喜欢僵化和教条,在学生时代“追随兴趣”。数学老师在课堂上教乘法“从负到正”。他不知道为什么,所以他问为什么。老师说,“你只需要记住!”袁隆平对这种教育方式非常不满。在2001年获得第一个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前,他还和他的数学家同事吴文俊谈论了过去。毕业后,他申请了西南农业大学,第一是因为他缺乏农学和数学,第二是因为他年轻时参观花园的美好经历。许多年后,他在一次演讲中开玩笑说,当时的园艺田地表明,年轻的花草不是真正的农村。“如果当时我看到了农村的真实情况,我肯定不会学习农业。”

如果袁隆平不学习农业,他会做什么?也许是职业运动员或空军飞行员。袁隆平年轻时身体健康。他高中游泳在武汉获得第一名,在湖北获得第二名,但当他参加省运动会时,因为腹泻只获得第四名——前三名都是国家队选拔出来的。当他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上大学时,他参加了空军飞行员的选拔。学校举行了欢送会,但由于战争形势缓和,他被送回了学校。

袁隆平工作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有一个他曾经游泳的大游泳池。他的办公室还配备了排球和小提琴,这也是他特别感兴趣的。直到几年前,当他身体健康的时候,他经常和他在中心的同事打排球。

大学生了解袁隆平的气质。毕业后,他们给袁隆平一个评价:“爱好——自由,专业——散漫。”“我也是,直到现在。”袁隆平在自我报告中微笑着说道。这些非常规的特征让他在建国后的艰难岁月里为中国播下了变革的种子。

1953年7月,袁隆平毕业于西南农学院,被分配到湖南安江农学院。他教遗传学和育种,带学生游泳、跑步、踢足球、拉小提琴,甚至教俄语。

共和国成立之初,一切都需要废除,一切领域都要向苏联学习。外语课上只教俄语,苏联学说也被学术界视为一种规范。当时,在遗传学领域,世界上盛行两大学派:一个学派,以苏联科学家米丘林和李森科为代表,强调生物体主要受后天外部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使生物体产生的变化能够传递给后代;另一个学派是“莫学派”,以孟德尔、摩根等人的基因理论为代表。他们不排除外部原因,但认为遗传原因是内部原因,即生物基因。

当时在中国,苏联学派的理论是绝对主流,作为标准答案被写进教学大纲,而穆斯林学派则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唯心主义理论”——袁隆平的老师,袁隆平因倡导这一理论而被贴上“右派”的标签。根据苏式教学大纲,袁隆平开始探索“无性杂交”实验。

无性杂交是指通过嫁接和胚胎嫁接来交换两个遗传上不同的品种,以创造新品种。袁隆平曾经把西瓜嫁接到南瓜上,把西红柿嫁接到土豆上,“我希望上面有西红柿,下面有土豆”。根据这个实验,他还生产了一个重17.5公斤的大红薯,被称为“红薯王”。他认为这是增加粮食产量的好方法,但在他连续播种三年后,嫁接的外来花卉和果实没有遗传。"这让我质疑无性杂交的一致性正确性."袁隆平说道。

1957年,他偶然看到《参考新闻》(Reference News)报道称,对dna双螺旋结构遗传密码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奖,这表明现代遗传研究已经达到分子水平。他突然意识到苏联式的理论似乎将哲学概念应用于遗传学。"事实上,这不是环境遗传学,而是政治遗传学."袁隆平说,他立刻觉得自己像一只被误导多年的流浪羊,不得不悄悄地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由于环境原因,他不敢公开阅读摩洛哥人的现代遗传学书籍。他只能用《人民日报》来掩盖这些书并秘密阅读。

很快,三年艰难的日子来到了。大饥荒期间,袁隆平全身虚弱,停止了游泳。他总是手脚冰凉地上床睡觉,梦见自己在吃猪肉时流口水。饿了,他会蒸两次米饭,吃草根。他还亲眼看到五名饥饿的受害者躺在田埂和路边。这些给了他很大的震撼,现在每次他来访,他都经常提到这段历史,“你们年轻人不明白,真的很难挨饿。”

在饥寒交迫的时候,一个农民问他:“袁先生,你能不能培育一个亩产800公斤和1000公斤的品种,那太好了!”1960年,袁隆平决定研究杂交水稻。当时,墨家学说已经在生产中得到检验。在三大谷物(水稻、小麦和玉米)中,杂交玉米取得了第一个突破,但学术界对杂交水稻普遍持否定态度。日本和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都进行了相关研究,但都没有成功。

这是因为水稻是一种自花授粉的雌雄同体作物。同一株水稻没有性别差异。雄性和雌性在同一朵花中生活和授粉,每朵花只结一粒种子。例如,当赖斯出生时,丈夫和妻子成双成对结婚,两人很难分开,类似于“近亲繁殖”。为了让后代拥有“杂交优势”,原来的“丈夫”必须被取代,这样“妻子”才能回到单身,成为母亲(母米),并找到一个有进一步血缘关系的“新丈夫”。这是杂交水稻的基本原理。

1961年7月,袁隆平在田里发现了一种天然杂交水稻,穗大,230多粒,是普通水稻的两倍多。这使他相信了水稻的“杂种优势”,并开始了寻找天然雄性不育植物的艰苦旅程。每天早饭后,他都带一个水壶和两个馒头到地里。他左手拿着放大镜,右手拿着镊子,弯下腰向前冲,一个接一个地翻遍湘西的稻田。在14天内,他搜索了14万株水稻,最终找到了一株雄性不育植物。理论上,自然产生天然雄性不育植物的概率是1/50,000到1/30,000。这种基于极小概率的无休止的试错实验需要来自自愿者的灵感和勤奋。两年内,他总共发现了6个菌株。1966年,袁隆平写了一篇关于这一结果的论文,并发送给了国家科委。

"他是农业科学院最著名的神经病!"20世纪70年代去过袁隆平农村的一名知青曾在一次采访中说,袁隆平不为人知,也不为人所知。“每个人都说他不想做祖先传下来的任何事情,但只做了这件奇怪的事。”

这种不理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无限放大。袁隆平以6种雄性不育植物为基础,去广东培育了一批种子,种在农业学校的稻田里。但是有一天晚上,有人偷偷拔掉了所有的幼苗。袁隆平想哭,四处张望。看到几棵幼苗漂浮在20多米深的井里,他一头扎进去,捞出了五棵。排出井水后,剩下的700多株幼苗都溃烂了。没人知道谁是麻烦制造者。这个案子已经成了悬案。

当时,很少有人知道杂交水稻已经悄悄地上升到国家战略。袁隆平的论文引起了国家科委的注意,国家科委给他写了一封信,以避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产生更大的影响。1970年,华国锋被提拔为湖南省委一秘,并给予袁隆平大力支持。杂交水稻成为湖南省的重点合作项目。

此后,进展加快了。此前,在发现第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植物后,即使袁隆平及其助手在4年内对1000多个品种进行了3000多次试验,他们也无法在第二代杂交水稻中保持100%的不育性。直到1970年11月,像袁隆平这样的两名队员才踩上水蛭,在海南三亚的一个池塘的泥里携带蚊子,并发现了一种野生自然不育植物“白烨”。问题终于解决了。

另一方面,华国锋被提拔为国务院副总理。在他的领导下,杂交水稻已经成为国家合作解决关键问题的一个关键项目。来自全国各地的研究机构来到海南解决关键问题。袁隆平把“疯狂的失败”分发给18个单位。他们携手并进,多次突破海关。最后,杂交水稻种子生产于1975年实现。试验表明,杂交水稻平均亩产600多公斤,比常规品种高20% ~ 30%。自1976年以来,大面积种植在全国得到推广。

这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1982年,袁隆平飞往菲律宾参加国际稻米大会。国际水稻研究所在总部展示了一面旗帜:“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一些国际同行评论道:“中国的杂交水稻是一项独立于西方所谓农业科学来源的成就。”

杂交水稻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对中国有什么意义?曾经是美国总统顾问的美国农业科学家唐·帕尔伯格(Don Paarlberg)在他的《走向一个营养丰富的世界》一书中评论道:“袁隆平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增加的粮食产量实际上降低了人口增长率。他在农业科学方面的成就战胜了饥饿的威胁。”

从1961年到1975年,袁隆平的研究历时14年,恰逢中国人口快速增长和改革开放迫在眉睫的历史关头。随着杂交水稻平均亩产达到100公斤,中国不再害怕饥饿。以湖南为根据地,杂交水稻自1976年开始大规模推广。到20世纪90年代,种植面积达到2.5亿亩,占全国水田面积的50% ~ 60%。这一比例保持不变。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粮食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1994年,美国世界天文台台长莱斯特·布朗(Leicester Brown)出版了《谁来养活中国》一书,该书预测,到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6.3亿,而中国的可耕地正以每年数百万亩的速度减少。到那时,中国和地球之间的矛盾将会更加突出。粮食产量将降至2 . 7亿吨,需要进口3 . 9亿吨,这将很容易影响国际市场。"布朗出于善意,本着警醒的精神,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袁隆平说道。

在这种背景下,农业部于1996年启动了以袁隆平为首的超级稻项目——比日本晚16年,比国际水稻研究所晚7年,但进展更快。超级稻采用了前几轮杂交水稻的技术。农业部先后提出了四项计划:700公斤/亩、800公斤/亩...90岁前夕,袁隆平在接受采访时说,超级稻已经达到第六阶段,有可能在10月突破1200公斤/亩大关。

多年来,袁隆平一直强调他有两个梦想。一个是“享受谷物下面凉爽的梦想”:“我曾经梦想杂交水稻的茎和高粱一样高,耳朵和扫帚一样大,谷物和花生一样大。我和助手们在稻田里散步,享受稻穗下的凉爽。”另一个是“覆盖全球梦想”,让超级稻出国造福更多人,正如他在安江农业学校的题词中所希望的那样:“愿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足够的食物。”

这是杂交水稻更重要的意义。从1981年美国之行开始,杂交水稻作为中国农业和科学技术的象征,已经像种子一样在全世界传播开来。有人称之为“杂交水稻外交”。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将发展杂交水稻作为水稻生产国解决粮食问题的首选战略。现在,它已扩展到20多个国家,并在印度、缅甸和其他国家取得了显著成果。

然而,截至2014年,世界上只有7500万亩种植杂交水稻,不到世界种植面积的10%。袁隆平也没有气馁。他折断了手指,算出了一张账单:更不用说覆盖全世界,即使只有一半的水稻种植了杂交水稻,根据每亩100多公斤的最保守增幅,“它还能养活4.5亿人”。

"一粒谷物可以拯救一个国家或旅行一个国家."到目前为止,“养活多少人”的粮食安全问题仍然是袁隆平最关心的问题。他曾因在沙滩和盐碱地种植水稻而受到公众舆论的质疑。袁隆平回答说:中国有10多亿亩盐碱地,近2亿亩盐碱地被水稻淹。“如果海米研究成功,中国将增加至少1亿亩可耕地,按每亩300公斤的最低产量计算,将增加300亿公斤,相当于湖南省的粮食总产量,还能养活1亿人。”

在那次采访中,他还高兴地说,尽管中国仍然没有足够的食物吃,需要进口一些食物,但由于国家的发展,他亲眼目睹的饥荒不会重现。“不可能。食物短缺,但不可能饿到那种程度。”袁隆平本人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播下了变革的种子。

回到20世纪80年代,当美国人威尔基来到中国时,他问相关官员:谁是杂交水稻发展权的所有者?他们想申请有偿技术转让专利。中国官员回答说:“这项专利属于中国。”

(参考书目:袁隆平口述自传《追太阳者: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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